其二，部分条款加入但书，变相提高了表决门槛。

国民党政权亦曾表示愿意予以实践，其于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至少在其文本上蕴藏宪政的可能性。印尼宣告独立后，荷兰曾多次尝试重夺印尼的控制权，包括出兵攻打支持独立的印尼军队。

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12月宣布在中国大陆戒严，并于1949年5月将戒严令延伸至台湾（台湾经日本半世纪殖民统治后，在二战结束时从日本光复）。对于联邦与邦之间在宪法上的关系，《印度宪法》第356条的运用与滥用长期以来是很有争议性的课题。相反，他坚信国家整体论，认为国家与个人合组成一基本整体，而且国家必然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还有一些国家，列宁——斯大林式的宪法被引进后，稳固地保留下来，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体仍然健在（如中国大陆、朝鲜）。《1972年宪法》扩大了总统在紧急状态时期的权力，明文授权他采取非常措施，使宪法保障的人权暂时失效。

在著名的司法院释字第261号解释中，司法院大法官实质上裁定中央民意机构的所有议席均应在台湾重新选出。行政体系的效率也有很多方面不如人意，贪污问题无日无之。但从根本上说，人权国际保护并未提出新的生命权伦理基础。

实践中，宪政国家都非常珍视宪法权威，不会轻易将难于判断的生命伦理问题纳入宪法。人类必须面对分歧将继续存在这一现实，并力求达成更多共识。即便是在以有效性和创新性著称于世的欧洲人权保护机制中，无论是人权法院还是人权委员会都勤谨地避免了面对那些与堕胎和安乐死有关的困难问题。在桑斯坦看来，至少有三类集体判断需要宪法特别防范。

虽然应用伦理学是不是独立学科仍存争议，但不争的共识是应用伦理学绝不是理论伦理学的应用。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其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最直接的原因正是为了回答诸如克隆人、安乐死、堕胎等道德难题。正因如此，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是应用伦理学最早成型的部分。[25]宪法理论的表现是丰富多彩的，不仅涉及一个国家的宪法文本、宪法制定史、文化背景等要素，还与诸如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宪法中道德要素的理解等问题相关。这是本文无意也无力解决的难题。

就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虽然没有在宪法中直接规定生命权，但2004年宪法修正案尊重人权条款实际上已经隐含了政府对生命权尊重和保护义务。主流舆论也反对克隆人。基于此，我们就会接受一种更克制的生命权宪法理论，并会对今后我国生命权入宪的具体形式和内容有一个更理智的期待。形式性可以有效避免宪法做出鲁莽的实质性判断。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宪法就不能关注克隆人问题。生命权的宪法保障也不例外，它是以伦理学、哲学和宪法学的一些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

这些条件包括：干细胞在2002年1月1日前就存在，且不违反出口国规定。但严格说来，死刑本身并不等于对生命权的侵犯。

在那里，医生们从妻子体内取出了三粒卵子，使之在试管里受精。相反，在目前我国宪法体制下，这种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相关禁令一旦入宪，很可能影响相关科技发展，侵犯学术、言论自由，甚至危及民主政体的精神。[23]履行以上功能的前提是：宪法必须是普遍性的。甚至到了一刑障目的程度。美国宪法也只是在第5 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当然，爱尔兰宪法第8修正案的通过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引发巨大争议的堕胎问题，其规定源自该国特定的宗教和伦理氛围，但其过于宽泛且绝对的表述在今天看来的确不太合适。

这些研究多从政治、哲学、文化、历史、社会等角度切入，建构了许多有关宪法的理论。由于所引文字仅出现于作者网络文集中同名文章，而未出现于期刊版本，所以此处引用网络版。

此文章为注释2作者同名文章的网络版本。但也不必成为大全型的宪法条文。

法律绝不仅仅是一种伦理的执行机制。（2）国家对生命权的尊重义务。[2]可惜某些观点和建议源于以下误识：首先，对生命伦理难题的性质和应用伦理学学科性质的误解。元伦理学则对规范伦理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概念使用问题进行研究。

[20] [德]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二人在澳大利亚遗留的受精卵引发法律界对受精卵有无继承权的热烈讨论。

[11]但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的诱发性多功能干细胞（iPS cells）研究却使很多国家刚刚完成的干细胞立法规定迅速过时。推而广之，在伦理争议尚无定论之时便对新兴生命权问题做出宪法判断和规范，恐怕并非有理有节的做法。

在哈贝马斯看来宪法是多元社会中表达形式的共识的最重要手段。目前来看，有必要规定的只有三项：（1）生命权的享有。

此情此景之下，应用伦理学（applied ethics）应运而生。爱尔兰宪法超前的生命权规定无疑显得过激了一点。一方面，宪法固然不能违反公认的伦理规范，但也不必时时处处以社会伦理倾向为风向标，而是应当有相对独立的判断标准。早在1998年，哈贝马斯撰写了三篇文章讨论克隆人问题。

从效果上看，这实际上是以宪法规范的形式否定了人类胚胎干细胞实验在爱尔兰的合法性。在克隆人不是民事案件一文中，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克隆人是个宪法问题，而非民法问题。

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便是人类胚胎干细胞（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 hESCs）研究领域的立法失灵现象。二、宪法生命权的现实基础：自然法抑或集体伦理判断？新兴宪法生命权尚无坚实的伦理基础。

人们主张，国家不该管公民的道德，它是一个内在的问题。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能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